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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9:黨指揮槍鑄軍魂——中國共產黨政治建軍的探索與實踐(一)

            來源:學習時報 作者:集團新聞管理員 發布時間:2021-08-02 文字大小: |

            1929年,在我黨我軍的建設史上是非常關鍵的一年。在這一年,我黨我軍解決了一個根本性的問題:用無產階級思想進行軍隊和黨的建設,把黨建設成無產階級先鋒隊,把軍隊建設成為一支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軍隊。中國共產黨在大革命的斗爭洗禮中逐漸走向成熟,在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下始終保持革命斗志,不斷總結斗爭經驗,不斷思考和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問題,成功解決了這個事關黨的事業興衰成敗的根本性問題。從此,一個先進政黨領導下的新型人民軍隊真正建立起來了,為中國革命勝利提供了不竭的力量。

            正確的思想不是從天而降的。在紛繁復雜的斗爭實踐面前,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各種各樣的認識。紅四軍黨內就建黨建軍的問題產生了不同的認識,但是中共中央很快就統一思想,明辨是非,維護了朱、毛的領導,鞏固了紅四軍的團結。1929年12月下旬,古田會議順利召開,通過了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建設的綱領性文獻,在各地紅軍逐步實行,壯大了紅軍的力量,是黨和人民軍隊建設史上的里程碑。


            (一)

            國民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從慘痛教訓中認識到獨立創建和領導軍隊的極端重要性。中共中央提出建設一支自己的軍隊,進行革命戰爭。南昌起義后,各地黨組織根據“八七”會議確定的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發動和領導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廣州起義等武裝起義,開始了創建新型革命軍隊的偉大實踐。

            1929年1月,就在紅四軍和紅五軍在井岡山會師之際,國民黨湖南軍閥何鍵就指揮湘贛兩省“會剿”的3萬兵力圍攻井岡山。紅四軍主力陷入困境。

            當時的情況,迫使毛澤東、朱德率紅四軍主力下山,原計劃是采取“圍魏救趙”的策略引開“會剿”之敵。2月中旬,當紅四軍主力到達贛西南時,井岡山已被敵軍占領。毛澤東、朱德便決定利用福建、江西良好的地理條件和群眾基礎,在贛南閩西開辟新的根據地,這也奠定了后來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基礎。

            然而,在贛南閩西的長期游擊斗爭中,紅四軍內一些人對“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產生了懷疑。1929年,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所面臨的巨大壓力帶來了彷徨和困惑,從而也引起許多內部矛盾和爭論。“必須要創造新的革命軍隊”成為這一時期生存與發展的當務之急。

            走出井岡山的紅四軍,于3月中旬奪取了閩西長汀縣城。此地是閩西的物資集散地,有幾萬人口,商業比較發達。紅四軍首次進入這樣比較繁華的中等城市,不僅籌到大批款項物資,紅軍戰士每人還發了兩套軍服,五塊大洋。隨后,紅四軍又相繼攻占龍巖、永定縣城,部隊也由下井岡山時的3000余人發展到6000多人。

            居安思危,毛澤東并未忽視創建新型革命軍隊的緊迫性。在這一時期,他曾尖銳地指出軍隊人員構成上存在的問題:“紅軍第四軍產生于封建剝削制度尚未肅清的中國,它的主要成分,又多是從封建軍閥軍隊里頭轉變過來的”。確實,中國共產黨發動武裝起義建立軍隊時,其成分就比較復雜,一部分來自大革命時期的國民革命軍,一部分來自軍閥,一部分來自工人,多數則來自農民。因此,各地區的黨組織從起義開始,都在逐步對軍隊進行思想改造。

            毛澤東率部隊上井岡山前,便在三灣進行改編,決定部隊內部實行民主制度,建立士兵委員會,實行政治民主,經濟公開,官兵平等,消除舊軍隊的雇傭關系,還提出了“支部建在連上”的原則,確定黨對軍隊絕對領導。但三灣改編為時只有幾天,部隊就匆匆奔向井岡山,沒有來得及形成正式的綱領和文件,只能看作建設新型人民軍隊的起步。

            而整編后的紅四軍成分更為復雜,主要是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在戰斗中又吸收了不少國民黨軍隊的俘虜,很多軍事干部出身于舊軍隊,加上部隊又一直處于戰斗頻繁的環境之中,政治思想工作缺失,致使舊軍隊的不良作風大量殘存。隨著紅軍的擴大和新根據地的開辟、革命進一步深入和戰爭的發展,一些不良傾向開始暴露出來。

            當時特別突出的問題,是單純軍事觀點、流寇思想、軍閥主義殘余、極端民主化、非組織觀點、絕對平均主義、主觀主義、個人主義、盲動主義殘余等錯誤傾向抬頭。軍中有些人對黨委、支部討論和決定問題的制度不習慣,喜歡“長官說了算”。有些人還有非常嚴重的錯誤觀念,認為黨委領導是“自上而下的家長制”,認為政治部妨礙了司令部的工作,是“賣狗皮膏藥”的。

            紅四軍中一部分人認為軍事高于一切,主張政治機關附屬于軍事機關,提出“司令部對外”的口號,表現出嚴重的單純軍事觀點。有些人不關心根據地的創建,不贊成紅軍宣傳和組織群眾,不贊成創建革命根據地,而熱衷于攻打城市,主張“走州過府”“流動游擊”,打下城市就到那里吃吃喝喝。有的干部經常打罵士兵,槍斃逃兵的現象時有發生。

            這些消極言行擴散開來,不僅導致紅四軍黨內對組織發動群眾、創建革命根據地、黨的領導原則、政治工作的作用和地位等一些原則問題產生了不同認識,發生了爭論,還影響到紅四軍的上層,從而引發了領導干部之間的爭論。(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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