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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星星之火可燎原——中國共產黨在危機中的變革與新生(三)

            來源:學習時報 作者:集團新聞管理員 發布時間:2021-08-23 文字大小: |

            (三)

            1930年,國際國內形勢都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力量發展提供了客觀有利條件。國際上,受到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影響,世界范圍內的工人運動有了較大發展;在國內,帝國主義列強唆使國民黨軍閥矛盾加劇,混戰不息。但在此形勢下,黨內“左”傾冒險錯誤卻逐步占據主導地位,使黨的革命事業受到了考驗和打擊。

            1930年1月11日,中央政治局通過《接受國際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指示信的決議》,延續了決議中的錯誤主張,認定黨內主要的危險還是右傾,認為黨必須發動群眾斗爭到更高度經濟的政治的同盟罷工,以至武裝斗爭。于是1930年2月26日,黨中央發出第70號通告,忽視了革命斗爭局面仍舊是敵強我弱的實際情況,認為黨要集中力量進行“積極進攻的策略”“組織工人政治罷工、地方暴動和兵變” “集中紅軍進攻大城市”。針對共產國際不符合中國客觀實際的決議,周恩來前往莫斯科處理分歧問題,中央工作交由李立三暫時負責。這時黨內教條式的本本主義阻礙了正確政策的推行,因此毛澤東于1930年5月寫了《反對本本主義》(即《調查工作》),闡述“向實際情況作調查”的重要性,批判黨和軍隊的教條主義傾向。這篇文章明確提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并進一步說明了對待馬克思主義“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毛澤東認為,共產國際對于中國革命實際并不了解,只有在實際調查中得出的理論才可以作為黨的正確指導思想,這也反映了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科學精神和批判意識。

            然而“左”傾冒險主義在黨內影響越來越大。6月11日,在上海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通過了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務的決議》(即《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這份決議繼續對革命形勢作了錯誤估計,認為中國革命的高潮已經逼近,在此基礎上要照搬十月革命的經驗,在中心城市爆發工人斗爭,通過在一省或幾個省的革命高潮,取得全國革命政權的建立。在這樣的判斷下,李立三反對毛澤東的“工農武裝割據”思想,明確指出“以鄉村包圍城市”是一種極錯誤的觀念,認為紅軍要“向著主要城市與交通道路發展”。這次會議標志著李立三“左”傾冒險錯誤在黨中央取得了統治地位。接著,黨中央決定發動武漢、南京和上海等地的暴動。7月下旬,根據黨中央的指示,按照李立三“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的目標,彭德懷率領紅三軍團趁國民黨內亂之際攻占敵人兵力較為空虛的長沙,以配合武漢暴動。這次軍事勝利也導致李立三的“左”傾錯誤繼續發展。由于敵人集中優勢兵力反撲,紅三軍團在短暫攻占長沙10多天后被迫撤出。在紅三軍團進攻長沙的同時,李立三還命令紅一軍團進攻南昌、九江。毛澤東、朱德率紅一軍團8月初打到南昌,偵察敵情后發現國民黨防務嚴密,從敵我力量對比實際出發,決定放棄攻打南昌,轉到安義、奉新,通過發動群眾籌款、宣傳,擴大紅軍力量,避免了“左”傾錯誤的負面影響。8月23日,紅一軍團與紅三軍團在湖南瀏陽永和會師,3萬余人組成了紅軍第一方面軍,朱德任總司令,毛澤東任總前委書記兼總政治委員和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主席。8月下旬李立三又下達命令提出二打長沙,由于敵我兵力懸殊,在經歷16天圍攻長沙后,紅軍損失嚴重。為避免盲目硬拼,毛澤東再次抵制錯誤路線,當即決定率領紅一方面軍撤離長沙,移師江西吉安,使得贛江兩岸的根據地連成一片,紅一方面軍發展至約4萬人。

            在李立三錯誤路線指引下,“會師武漢、飲馬長江”幻夢破滅,黨的革命事業面臨嚴重危害,剛恢復建立的國統區黨組織暴露,黨的10多個省委機關遭到破壞,在武漢、南京等大城市的黨組織幾乎全部瓦解,許多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被捕殺,紅軍的力量遭到削弱,農村革命根據地范圍縮小。

            李立三錯誤路線讓共產國際和黨內開始進行反省和自我批判。共產國際政治書記處在7月下旬召開了擴大會議,通過了《共產國際執委政治秘書處關于中國問題議決案》,糾正了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路線對中國革命形勢的錯誤認識和不重視建立革命根據地的錯誤觀點。為在黨內貫徹此次會議決議,共產國際派瞿秋白、周恩來在黨內糾正李立三的“左”傾錯誤。1930年9月24日至28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六屆三中全會。會議由瞿秋白、周恩來主持,會議批評了李立三對中國革命形勢發展現狀的過高估量,停止了其冒險主義路線。李立三在會上作了自我批評,并離開了中央領導崗位。會議還改選了中央政治局,補選了中央委員會委員,毛澤東、朱德進入中央委員會,黨在自我批評中全力扭轉革命事業重回正軌。

            可是,共產國際卻沒有停止對中國共產黨的錯誤干預。1930年10月,由于共產國際對李立三的“左”傾錯誤態度有所轉變,對六屆三中全會持否定意見,認為六屆三中全會犯了“調和主義錯誤”。在黨內一直堅持“左”傾冒險主義的王明,仗著共產國際支持,乘機帶頭攻擊六屆三中全會,號召成立新的中央領導機關,造成黨內混亂。王明的思想激進冒險,他教條式照搬共產國際決議,完全不了解中國國情,比李立三的“左”傾錯誤更極端。由于新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書記的米夫來到上海后,全力支持王明,以周恩來為代表的黨的領導人,對王明和共產國際錯誤說法進行批駁和分析。12月18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致電駐上海的遠東局,要求召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以改變中共中央領導,貫徹共產國際路線。1931年初召開的六屆四中全會,開啟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在黨內長達4年的統治,年輕的中國共產黨,自我革命仍在路上。

            自我革命是中國共產黨的鮮明特征,中國共產黨從建立之初就形成了批評和自我批評的良好作風,這在1930年糾正李立三“左”傾錯誤中得到了充分體現。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自覺抵制李立三的錯誤思想,為即將到來的反“圍剿”保存了有生力量。(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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