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似乎是比較平淡的一年。它既沒有1927年那樣的大起大落,也沒有1934年那樣的苦難,當然也沒有1949年那樣的輝煌。但是,歷史之河潛流涌動,其大潮在向前奔騰的同時也會因暫時遇到障礙而出現曲折與回潮。1932年可謂是激蕩曲折之年。黨內正反兩種力量激烈斗爭,“左”傾教條主義在中央根據地逐步占據了統治地位,但其錯誤還沒有發展到導致中國革命事業嚴重挫折的極端狀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雖然屢屢遭到壓制和打擊,但仍然在苦苦堅持,維持著革命根據地的生存和發展。
(一)
要理解中國共產黨1932年的歷史,自然離不開當時中央蘇區的歷史,而要理解當時中央蘇區的歷史,又要從前一年的贛南會議說起。
1930年初,中共臨時中央還留在上海,但其“左”傾教條主義方針已經逐步推行到各地紅軍和革命根據地去。毛澤東、朱德領導開創的中央革命根據地首當其沖。
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六屆四中全會后派往中央蘇區的中央代表團主持下,蘇區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即贛南會議)在江西瑞金召開。毛澤東當時是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但會議的矛頭卻是對準他。會上,大家對根據地問題、軍事問題、土地革命路線問題展開了激烈爭論。個性堅強的毛澤東堅持認為,中央革命根據地從實踐中形成的一整套路線和方針是正確的,符合根據地實際情況。中央代表團卻根據臨時中央的意圖,不顧事實對毛澤東進行批判,把他的正確主張指責為“狹隘的經驗論”“富農路線”“極嚴重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強調要“集中火力反對右傾”,并且上升到“根本否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單憑自己的狹小經驗和短小眼光來分析各種問題,這完全是農民的落后思想,事實上會要走到錯亂的非階級路線的前途上”的嚴重程度。
十年后,毛澤東在《〈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一文中對這些“欽差大臣”有過尖銳而深刻的批評:有許多人,“下車伊始”,就哇喇哇喇地發議論,提意見,這也批評,那也指責,其實這種人十個有十個要失敗。因為這種議論或批評,沒有經過周密調查,不過是無知妄說。我們黨吃所謂“欽差大臣”的虧,是不可勝數的。而這種“欽差大臣”則是滿天飛,幾乎到處都有。可見毛澤東對此是有過深刻的切身體驗的。
然而當時,作為嚴守黨內紀律的下級,他只能保留自己意見,服從組織決定。會議根據臨時中央的指示,設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取消紅一方面軍總司令和總政委、總前委書記的名義。顯然,這是要排擠毛澤東在中央蘇區對紅軍的領導。
此后,毛澤東的處境日漸困難。最困難的時候,用他的話說,連鬼都不上門。(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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