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臨時中央那些年輕領導人，激情有余，理性不足，并不了解中國國情和敵我力量對比，就生吞活剝蘇聯經驗，用主觀想象和照搬的教條去指導中國革命。他們認為：世界經濟危機的打擊與地主軍閥的封建剝削，使中國的經濟危機發展到整個國民經濟總崩潰的形勢。國內階級力量的對比已經變動了，革命力量已經壓倒反革命力量，右傾機會主義仍然是目前主要的危險，要準備黨的組織與黨員去迎接行將到來的偉大的階級決戰。目前的任務：為擴大蘇區、為將幾個蘇區聯系成整個一片的蘇區而爭斗，為占領幾個中心城市以開始革命在一省數省首先勝利而爭斗。

在這種狂熱情緒推動下，他們給中央蘇區發去指示，要求紅軍進攻江西中心城市。這實在是一個冒險政策。

此時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周恩來從上海秘密進入蘇區。1932年1月上旬，蘇區中央局在瑞金開會討論臨時中央提出的攻打南昌問題。務實的周恩來征求了毛澤東的意見，毛澤東認為國民黨重兵固守堅城，紅軍又缺乏攻堅武器，因此不能去打南昌。周恩來同意并回復臨時中央，表示進攻中心城市有困難。臨時中央答復：如果不能打下南昌，至少要在撫州、吉安、贛州中選擇一個城市攻打。話說到這個程度，看來不去攻打城市就會被扣上違抗中央的帽子。于是蘇區中央局會議就討論究竟是打撫州、打吉安還是打贛州。多數人認為三個城市中只有贛州守軍較少，并且比較孤立，于是會議又變成討論如何打贛州。但毛澤東仍然不同意打贛州，他認為贛州是贛南的政治經濟中心，是敵之必守，且三面環水，易守難攻，以紅軍現有力量和技術裝備很可能久攻不克，還是不打為好。即使要打，也只能采取圍城打援的戰術。但蘇區中央局多數成員根據臨時中央的指示，還是決定打贛州。時任中革軍委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后來回憶：“我開始時也不贊成，后來中央一再來電，于是我又動搖，變成贊成打贛州了。”毛澤東又一次成為少數。

1932年1月10日，中革軍委發布訓令要求紅軍攻取贛州，并任命彭德懷為前敵總指揮。當時有人還說：打下贛州再和毛澤東算賬。然而，即使是有彭德懷這樣的猛將指揮，紅軍攻打贛州長達33天，不但城未攻下，自己傷亡達3000多人。事實證明，毛澤東的主張是正確的，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中。

既然打贛州不行，那紅軍下一步該往哪里行動呢？3月中旬，蘇區中央局召開擴大會議，毛澤東主張紅軍主力向敵人力量比較薄弱、黨和群眾基礎較好、地勢有利的贛東北發展。但有人認為還要繼續打贛州，有人認為要執行臨時中央的“進攻路線”，向湖南進軍。會議雖然否決了毛澤東的意見，但也沒有接受繼續打贛州或進軍湖南的錯誤觀點，決定紅軍主力“夾贛江而下”，分成西路軍和中路軍分別作戰。毛澤東又有了指揮紅軍的機會，以臨時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軍委委員身份率中路軍北上。

在行軍過程中，毛澤東得知閩西的紅軍連克兩縣，國民黨地方部隊潰退到廣東。根據敵情變化，他提出中路軍改變行動方向轉向閩西，因為福建是國民黨統治力量薄弱之地。周恩來經過研究，決定將中路軍改稱東路軍，同意由毛澤東率領東路軍攻打閩西龍巖，并向東南方向發展。

毛澤東當時的觀點是：向北的話南昌敵人強大，向南會與廣東軍閥頂牛，向西有贛江阻隔，只有向東發展最為有利，一來有閩西老根據地作依托，二來閩南還有廣闊的發展余地，是一個最好的發展方向。在進一步了解福建境內情況后，3月底，他又向周恩來提出一個大膽設想：遠離根據地，“直下漳州”。因為茲事體大，周恩來親自從瑞金趕到長汀，與毛澤東等開會研究此事，并聽取中共福建省委關于漳州地區情況的報告，隨即批準了龍巖、漳州戰役計劃。4月10日，毛澤東指揮紅一軍團攻占龍巖城。19日，紅軍對漳州外圍守軍發起進攻，迅速突破敵人陣地，守軍連夜棄城而逃。20日，紅軍占領漳州城。此役紅軍殲滅國民黨軍第49師大部，繳獲大量武器彈藥和2架飛機，東路軍在漳州停留了一個半月，籌款達100多萬元。

同樣是攻打城市，一個月前紅軍打贛州沒打下來，吃了大苦頭，一個月后打漳州卻打下來了，吃了大甜頭。為什么會有這種差別呢？因為贛州易守難攻，敵人強大，漳州地勢易攻難守，敵人薄弱。親身經歷這兩次戰役的聶榮臻后來總結說：選擇敵人的弱點打，應該是我們處于劣勢的部隊絕對要遵守的一個軍事原則。（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