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29年3月20日，前委汀州會議決定，在贛南、閩西20余縣實行公開武裝割據，創建中央革命根據地，此時形勢趨于穩定，紅軍發展態勢非常之好。然而，在此前后，紅四軍黨內逐漸產生的矛盾和問題持續發酵，單純軍事觀點等非無產階級思想日益滋長、泛濫，部隊思想處于一種動蕩混亂狀態。紅四軍內部矛盾最終激化，聚焦在了關于軍委的設置問題的爭論，也就是前委、軍委之爭。

當時直接領導紅四軍的黨組織有三個：湖南省委前委，書記是毛澤東；湘贛邊界特委，書記也是毛澤東；紅四軍軍委，毛澤東當過書記，后來，朱德和陳毅也分別當過書記。中央規定“特委及軍委統轄于前委”。2月初，在紅四軍下井岡山時，由于特殊時期為提高決策效率而取消軍委。前委“遂決議軍委暫時停止辦公，把權力集中到前委”。在3月底，軍委設置問題又產生了激烈的爭論。

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軍事上多次失利，政治工作有些弱化。紅軍在游擊狀態中產生諸多錯誤思想，又由于紅四軍自下山以后，連續作戰，且頻遭強敵追擊，部隊中軍閥殘余、流寇思想、單純軍事觀點等有所抬頭。一些指揮員熱衷于太平天國式草寇生活，不愿做發動群眾、進行土地革命和建立根據地的艱苦工作，加上舊軍隊帶來的影響制約了共產黨對軍隊領導權的建立。另外，當年隨朱德上井岡山的湘南農軍，在半年內被遣返了7000余人，離開井岡山后死傷慘重，對這一問題的認識始終沒有作出結論，影響了紅四軍領導之間的團結。

二是中央“二月來信”帶來的負面影響。1929年4月3日，紅四軍前委在瑞金接到中央交通員區壽昌送來的中共中央1929年2月7日給紅四軍前委的信。來信要求紅四軍將隊伍分得很小，散向農村中，朱、毛離開紅軍到中央去，以保存紅軍和分散發動群眾。這封來信在紅四軍中造成了負面影響，廣大紅四軍將士都覺得中央不信任紅四軍，不讓做強做大，還要把朱毛調走，于是部隊議論紛紛，悲觀情緒尤為嚴重。4月5日，毛澤東在瑞金致信中央，陳述己見。他從堅持真理的原則性和服從組織的紀律性出發，一方面批評了中央的錯誤指示，對形勢估計得過于悲觀，一方面提出，如中央堅持要朱毛離開紅軍，請速派劉伯承、惲代英二人接替。后來，中央接受了毛澤東的意見，沒有堅持原議，收回了指示。

此外，紅四軍領導內部意見也出現了一些分歧和爭論，以及從蘇聯歸國的領導干部脫離實際干涉軍務，造成了更大的混亂，使問題趨于復雜化。

正是由于上述因素的合力作用，終于在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前后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爭論的焦點是在現在時代軍部要不要的問題”。

1929年6月14日，毛澤東分析了紅四軍黨內斗爭的歷史、客觀環境、來源及其表現，最后總結出，領導干部就黨對軍隊領導的問題發生爭論，焦點又是紅四軍內是否仍要設立軍委。6月19日，紅四軍第三次打下福建龍巖城后，紅四軍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于當月下旬召開。在紅四軍擔任前委書記的毛澤東提出，應當加強黨對軍隊的領導和思想政治工作。但是這個提議卻未被與會的多數人接受。會議把毛澤東提出的“集權制領導原則”視為“形成家長制度的傾向”，并給予毛澤東黨內“嚴重警告”處分。

這次大會改選了紅四軍黨的前敵委員會，毛澤東沒有當選，陳毅被選為前委書記。會后，毛澤東離開了紅四軍到閩西協助指導地方工作，這是他第一次離開軍隊。7月以后，毛澤東因瘧疾病倒，轉移到上杭、永定山區養病。毛澤東離開紅四軍之后，部隊中黨的工作和政治工作極度削弱，平均主義、極端民主化等錯誤思潮益發泛濫。朱德、陳毅等人對此深感憂慮，想著力整頓。（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