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帝國主義加緊爭奪中國，民族危機日益嚴重，國民黨軍閥混戰不斷，人民苦難日益加深。中國共產黨在反動統治的扼殺與“圍剿”中艱苦抗爭，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推動土地革命，發展紅軍力量，批判黨內錯誤思想，使大革命失敗后陷于絕境的中國共產黨獲得新生和壯大，開辟了中國革命的嶄新道路。1930年夏，中國共產黨黨員增至12萬人，在全國建立了十幾塊農村革命根據地，紅軍與地方武裝力量達10萬人之眾，星星之火漸成燎原之勢。

（一）

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人意識到國民黨反動派的力量遠強于新生的無產階級革命力量，因此不能照搬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心城市武裝起義的方式，而應根據中國實際，著眼于國民黨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建立革命根據地，發揮農民群眾力量，進行土地革命，建立人民軍隊，進行武裝斗爭，最后奪取城市，以至全國革命勝利。因此，毛澤東率領起義部隊走上井岡山后，開始從理論和實踐層面開創“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工農武裝割據”思想。1929年底的古田會議，對黨和軍隊建設做了符合中國客觀實際的決定，為1930年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創造性發展“工農武裝割據”思想做了充分的準備。

1930年初，雖然 “工農武裝割據”思想已形成，但在黨內尚未形成全面的共識。由于思想的不統一，導致反“圍剿”頻頻失利，紅軍士氣受到打擊，革命狀態低落。紅四軍第一縱隊隊長林彪在1930年新年給毛澤東的“賀年信”中提到，面對敵人的重兵“圍剿”，黨和紅軍內部悲觀氛圍四起，紅四軍應該各自打游擊尋找出路。這種彌漫在紅軍內部的右傾悲觀情緒也呼喚著黨中央對中國革命和紅軍發展的未來方向給予堅定指導。

為了恢復黨內對中國革命的信心，進一步闡明革命根據地和紅軍下一步的發展方向，擔任紅四軍前敵委員會書記的毛澤東于1月5日給林彪回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信中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寓意革命力量現狀——“現在雖只有一點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發展會是很快的”。毛澤東的判斷建立在對中國政治形勢和敵我力量的客觀情況之上，他指出，紅軍、游擊隊和紅色區域的建立和發展，是半殖民地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斗爭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農民斗爭發展的必然結果，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毛澤東強調了農民問題的重要性，肯定了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深入進行土地革命，并建立黨領導的人民武裝的路線的正確性，只有這樣才能團結全國革命力量，擴大紅軍，給國民黨反動派以打擊。由此，毛澤東得出中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的論斷，他在信的末尾以磅礴激昂的語言把革命的光明未來付諸筆端，撥開了黨內思想迷霧，“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頭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 。

毛澤東通過這封回信進一步詮釋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理論，批評了以林彪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打消了黨內的悲觀思想，也糾正了欲在大城市進行武裝起義的“左”傾冒險思想。毛澤東闡明了農民工作的重要性，使“工農武裝割據”思想得到創造性發展。“工農武裝割據”思想作為馬克思主義的重大創新，是中國共產黨人探索出的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

1930年2月7日，“二七會議”在江西吉安召開，毛澤東主持會議，會上成立了紅四、紅五、紅六軍的共同前委，并確定了黨深入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權和發展工農武裝的任務。1930年成為中國共產黨戰略轉移的關鍵之年，黨開始以農村革命根據地為陣地，轟轟烈烈開展土地革命，步步為營掀起武裝斗爭，推動新民主主義革命走向復興。（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