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931年1月7日，在米夫的直接干預下，黨的擴大的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四中全會以批判三中全會的所謂對于“立三路線”的“調和主義”為宗旨，強調反對“依然是黨內目前主要危險”的“右傾”，決定“改造充實各級領導機關”。瞿秋白、周恩來等在會上受到嚴厲指責。原先不是中共中央委員、缺乏實際斗爭經驗的26歲的王明，不僅被補選為中共中央委員，而且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擴大的六屆四中全會后，中共中央的領導權實際上由得到米夫全力支持的王明所操縱。從這時起，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黨的領導機關內開始了長達4年的統治。

王明以開展所謂“反右傾”斗爭，“改造各組黨的領導”，進一步推行“左”傾教條主義。李立三“左”傾冒險錯誤被糾正后不久，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又在中共中央占統治地位，這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是同共產國際直接干預分不開的。八七會議以來，黨內存在著濃厚的“左”傾情緒，雖然幾次受到批評，但始終未能在指導思想上得到認真清理。黨的很多干部對革命充滿熱情，但理論準備和實踐經驗都不足，當王明等人脫離實際地搬用馬克思主義的詞句來論證自己的觀點、并得到共產國際代表全力支持時，許多人便對他們的錯誤主張失去清醒認識和抵制能力。這種狀況，反映了黨仍然處于幼年時期的一些特點。

王明等人在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主張土地革命和紅軍斗爭這些中國革命基本問題上的觀點，同黨的綱領是一致的。但他們所采取的政治策略、軍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主要方面都是錯誤的。王明認為“立三路線”的錯誤不是“左”，倒是“右傾”，是“否認了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的可能”，主張在湘鄂贛各省“真正實現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進而推進與爭取全國范圍內的勝利”，要求繼續打擊中間營壘，強調推行“進攻路線”。整個來說，王明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比李立三的“左”傾冒險錯誤更堅決，形態上也更完備，并且更有“理論”色彩，因而造成的危害也更大。

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后，國民黨統治區內黨的工作出現了一系列非常的情況。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實等一批反對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黨的重要干部，由于叛徒告密而被捕犧牲。羅章龍等在反對四中全會的名義下成立“中央非常委員會”，進行分裂黨的活動，被開除出黨。接著顧順章叛變、向忠發叛變，同年9月下半月，由于在上海的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都已不到半數，根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的提議，成立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即臨時中央），由博古（秦邦憲）、張聞天（洛甫）、盧福坦三人擔任常委，博古負總的責任，隨后得到共產國際的批準。10月，王明離開上海前往莫斯科。12月上旬，周恩來前往中央革命根據地。

總的來說，1931年是一個比較具有標志性的年份，一方面，九一八事變爆發后，國民黨采取不抵抗政策，不到半年時間，東北三省全部淪陷，東三省人民流離失所。另一方面，中日之間的民族矛盾逐漸上升為主要矛盾，國民黨的消極不抵抗政策激起了民眾的強烈抗議，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之際，中國共產黨勇敢地站出來，帶領人民群眾掀起了長達14年的抗日救亡運動，并一步步帶領中國走向獨立、民主、富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