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日軍的入侵影響著國共彼此之間的判斷，亦為調整國共關系提供了重要契機，因為團結抗敵是當下急需。1944年剛開年，毛澤東便約見國民黨軍事委員會軍令部駐延安聯絡參謀郭仲容。郭仲容匯報與毛澤東的談話后不久，國民黨軍令部復電，歡迎周恩來、林伯渠、朱德三人赴渝。針對重慶方面釋放的信號，2月4日，毛澤東致電駐重慶的中共代表：“觀察今年大勢，國共有協調之必要與可能。”

談判已成必然，國民黨開始緊鑼密鼓布置起來。3月10日，蔣介石確定了談判方針，即政治放寬，軍事從嚴，并派出張治中和王世杰與共產黨談判。蔣介石選擇張、王二人，其實用心良苦。張治中長期參與國共交涉，王世杰與中共打交道亦多年，均是熟悉中共、談判經驗豐富之人。當然，蔣介石有更深的用心，他要求在西安談判，以便自己掌握主動權，并要何應欽起草了《中共問題政治解決辦法草案》。觀其內容，實質為“政令統一”，比如將第18集團軍增編為兩個軍，不準在編制外另設支隊及其他名目，以前所有者應一律取消；陜甘寧邊區改為陜北行政區，行政機構稱陜西行政公署，隸屬行政院，行署主任由中央簡派等。

5月2日，中共談判代表林伯渠和國民黨談判代表張治中、王世杰同時到達西安。兩天后會談開始，至11日進行了五次會談。在提出的五點要求均遭拒絕后，中共為了表示談判的誠意，答應了國民黨先談軍事和邊區問題的要求。軍事上，依據現在的實力，中共提出先編6個軍18個師，國民黨只同意4個軍12個師；邊區問題上，中共要求邊區轄區和民主制度不變。國民黨則要求把邊區改為陜北行政區，直屬行政院，實行國民政府的法令，實則拒絕了民主。第五次會談時，雙方商定將各自意見整理出來，雙方代表均簽字后，交由兩黨中央作最后決定。但事與愿違，中共代表林伯渠按約簽字后，國民黨代表卻拒絕簽字。17日，雙方談判代表齊飛重慶繼續談判。

如若沒有誠意，換地方談判亦會是無果而終。重慶談判正可證明。國民黨本就對談判不抱希望，只是將其視為一種宣傳。早在2月，中共決定派林伯渠赴重慶談判時，國民黨就開始琢磨林到渝后的對策，其中就含一個毫無誠意的談判原則，即“注重其宣傳性，而不期待其成功”。談判之初，國民黨方面多次為難，先以中共提出條件太多為由，拒絕轉呈蔣介石。中共據此將原提案的20條改為12條，小問題改為備忘錄。提案集中于抗日和國共合作問題，要求國民政府實行民主政治，承認中共及抗日各黨派的合法地位；中共軍隊至少給5個軍16個師的番號；承認陜甘寧邊區及華北根據地民選抗日政府為合法地方政府等。對于這些要求，國民黨仍不接受。

幾日后，國民黨亮出了自己的提案。用周恩來后來揭露的那樣，國民黨提案“集中起來就是要我們做三件事：第一，十個師以外的隊伍全部限期取消。第二，規定要十個師集中到哪里就必須到哪里。第三，敵后解放區所有的政府一律都交給流亡重慶的省政府接收。”中共自然無法接受如此苛刻且沒有誠意的條件，于是林伯渠致信張治中和王世杰，指責他們妨礙了談判。幾日后，張治中、王世杰復信林伯渠，表示國民黨提案不變。談判成為僵局。

僵局之外，國民黨還在思考如何推卸責任。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其宣傳部部長梁寒操標榜，國民黨中央“始終以最大誠懇，寬容與忍耐，謀談判之成功”。為了澄清是非，8月12日周恩來回應道，真正導致談判無果的是“國民黨統治人士及其政府始終固執其一黨統治與拖延實行三民主義的方針”，只有國民黨“立即放棄一黨獨裁政治，立即放棄削弱與消滅異己的方針，立即實行民主政治，并從民主途徑中，公平合理地解決國共關系，才能得到效果”。這里，周恩來道出了戰后政權重建的最大障礙，即國民黨堅持一黨專政，拒絕民主。周恩來的話也提示了另一個問題，民主政治該以何具體形式實現？國民黨也常常以此“詬病”中共。8月王世杰赴延安談判時曾言：“在抗戰結束后一年以內，實行憲政，予各黨派以同等地位，此種申示，意義較為明豁，亦較為具體，倘中共欲予此種申示之外，更標舉若干毫無邊際之抽象文句，如‘實行民主政治’，‘保證自由’等等，于事實究竟有何裨益。”顯然，中共需要明確民主政治的實現形式，為民主建國提供更明晰的方向和道路，也可以此揭露國民黨借民主太寬泛而不愿實行民主的真實面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