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44年的延安，走出了一批以林伯渠為代表、為國共合作奔走呼號的共產黨人，也迎來了一批想要了解這個“神秘”地方的新鮮面孔。

延安“神秘”，大概源于國民黨政府的全面封鎖。時人曾言：“同情者將邊區目為圣地，贊美作東方的自由光明樂土。反對者斥邊區是封建割據形勢，更把邊區的一切批評得體無完膚。”駐重慶的外國記者渴求揭開延安的真實面紗，多次向國民黨政府要求參觀延安，但均未獲允。1944年迎來了轉機，在多方壓力下，國民黨當局不得已同意記者參觀延安的請求。6月的延安因此迎來了一批特殊的客人，即“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

參觀團由21人組成，其中斯坦因、愛潑斯坦、福爾曼、莫里斯·武道、夏南汗、普金科等6名外國記者來自美聯社、路透社、合眾社、塔斯社等，孔紹愷、張文伯、趙超構等9名中國記者來自《中央日報》《大公報》《新民報》等。這些媒體，可以說代表了中外的主流媒體，是“全世界人民的眼睛”。中共中央也十分重視這次訪問，認為這是打破國民黨輿論封鎖、向外界宣傳中國共產黨的好機會。中央政治局決定，由周恩來主管接待工作，并成立延安交際處。交際處由楊尚昆擔任處長，金城任副處長，要做到“言傳出去，爭取過來”。

參觀團到延安后的第三日，朱德舉辦游園會歡迎中外記者。葉劍英代表朱德致辭歡迎。愛潑斯坦代表外國記者發言：“來到延安是很不容易的事，我們很快樂……這個地方很久以來是被關閉著的。這次我們來到這里，把一座被關閉了很久的門，打開了縫隙，使光線透進來。而這個縫隙雖然很小，但是再要強制地把這座門關閉得像從前那樣緊密，恐怕已是不可能了……我們準備仔細地、客觀地、精確地研究八路軍新四軍的戰斗業績，以及這里的各種工作情形，并報道給全世界反法西斯人士。”愛潑斯坦說出了大家對參觀延安的期待，也說出了期待實現的不易，引起了在場記者的共鳴，贏得了一陣陣掌聲。

這些記者沒有食言。帶著美好的印象，中外記者們回到重慶后，紛紛把采訪的材料撰寫成文章發表，或者寫書出版。7月底開始，重慶各報陸續發表訪問延安見聞，除《中央日報》《商務日報》作了歪曲、攻擊性報道外，大多數記者的報道都比較客觀、真實。武道在報道中寫道：“這里是一塊神奇的土地，這里有一群普通而偉大的人。他們又在潛移默化中培養出一代新人，這樣的環境成長起來的新人，是任何力量都不能征服的。”愛潑斯坦用對比的視角強調：“我看到一個完全不同的中國，它與蔣介石的國民黨中國迥然相異。這個中國充滿希望，沒有饑餓，沒有失敗主義情緒。延安使人感到未來的中國已經在今天出現。”福爾曼則斷言：共產黨人已經“在中國創造了一個奇跡——贏得了人民的尊敬和合作”。人民的尊敬和合作來源于邊區的民主。毛澤東在會見這些記者時坦言：“中國是有缺點的，而且是很大的缺點，這種缺點，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邊區轟轟烈烈的選舉、各個階層參與政治生活都被這些外國記者爭相報告，民主延安躍然世人眼前。（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