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是極其不平凡的一年，也是具有轉折意義的一年。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黨的七大勝利召開，確定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實現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取得完全勝利，成為中華民族走向復興的歷史轉折點;為爭取和平民主團結，毛澤東親赴重慶談判……慶祝抗戰勝利的鞭炮聲還未完全消遁，國民黨蔣介石發動內戰的槍炮聲又似隱隱而來。

 （一）

1945年1月1日，蔣介石發表元旦廣播演講，宣布將召開“國民大會”“頒布憲法”“以歸政于全國的國民”等等。這些虛偽的表態只是他在新年第一天玩耍的政治騙局而已。

對于蔣介石的這些套路，中國共產黨的心里明鏡似的，針鋒相對地提出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等一系列正確主張。周恩來于1月24日到達重慶進行談判。由于國民黨在美國的支持下堅持不接受聯合政府的主張，談判反反復復，困難重重，一直持續到5月，結果是毫無結果。毛澤東對此指出，這次談判雖然沒有結果，但卻有重要意義。每次談判都對我們有益，每談一次就孤立了一次頑固派。

隨之而來的，是一個歷經磨難而逐漸成熟的政黨在中國政治舞臺的精彩演出，國民黨蔣介石也好，支持他們的美國也好，乃至全世界，都實實在在做了一回觀眾。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西北，在延安的楊家嶺中央大禮堂，隆重舉行了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

從1928年黨的六大到1945年黨的七大，17年過去了，這是黨的歷史上黨的代表大會召開時間間隔最長的一次。其間，我們黨多次準備召開七大。1931年1月，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即提出要召開七大，并把總結蘇維埃運動經驗、通過黨綱等作為七大的主要任務，但由于國民黨連續“圍剿”紅軍和根據地，未能如期召開;抗戰爆發后，1937年12月決定召開七大，并在1938年3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討論了召開七大的問題。11月，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再次通過決議，提出七大的主題是討論堅持抗戰、爭取和保證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等問題。1941年和1943年，中共中央兩次討論召開七大的問題，但都因戰爭環境和其他條件不成熟一再延期。

1945年4月20日，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討論并通過《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深刻總結建黨以來的歷史經驗，高度評價毛澤東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杰出貢獻，系統總結出合乎中國民主革命實際的一整套理論、路線、方針和政策。該決議使全黨尤其是黨的高級干部達到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基礎上的團結一致，為七大的召開在思想上作了充分準備。

歷史注定七大是一次不平凡的會議。

七大召開時，全國已發展黨員121萬名，出席會議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補代表208人，代表平均年齡36.5歲，最小的23歲，最大的69歲。

毛澤東主持這次大會，他在開幕詞中指出，中國面臨著兩個前途和兩種命運的斗爭，黨的任務是要用全力去爭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運，反對另外一種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運。

在大會上，毛澤東作題為《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關于形勢和思想政治問題的報告、關于討論政治報告的結論和關于選舉問題的講話，朱德作《論解放區戰場》的軍事報告和關于討論軍事問題的結論，劉少奇作《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和關于討論組織問題的結論，周恩來作《論統一戰線》的重要發言。任弼時、陳云等20多人作了大會發言。

大會的成果和貢獻是多方面的，也是歷史性的。

——提出了黨的政治路線，即“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

——制定了新民主主義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綱領，并在黨的文件上首次明確提出：“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于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

——系統總結了黨領導中國革命的“三大法寶”，即武裝斗爭、統一戰線、黨的建設。

——把黨在長期奮斗中形成的優良傳統作風概括為三大作風，即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作風，自我批評的作風。

——選舉產生了新的中央委員會，并在七屆一中全會上選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為中央書記處書記，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等。中共“五大書記”的叫法由此形成。

——通過了新的黨章，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

在權威黨史教科書中，對七大之前的歷次黨代表大會的評價，都指出了這樣那樣的缺陷和不足，唯有對七大，給予了全面的、高度的肯定，這充分體現了我們黨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的全面成熟。特別是大會把毛澤東思想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對于統一全黨的思想，指導全黨的行動，開辟黨領導人民革命和解放事業新勝利，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黨的七大以“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而載入史冊。（待續）